法國大革命與香港的經濟轉型

英國歴史學家房龍對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有這樣的分析：「人們以為這次大革命是來自一群巴黎貧民所為，但事實卻不然。雖然貧民的確全面參與，但中產的專業人士才是真正的起事者。」目前歐美學者亦廣泛認同以上觀點。

十八世紀的法國以農立國，但稅務只靠中產和富農繳納，皇室、貴族和教庭人員一律免稅。大革命起事前十三年，即一七七六年前後，法國的債務高達四十億法郎，國王路易十六雖然傭碌，亦意識到經濟問題引起的管治危機，並切換了有「理論教授」之稱的首席財政大臣蒂爾戈(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而委任講求實制的生意人內克爾(Neckor)，但內克爾後來的財政策略偏重節儉，觸及皇室日常的奢華用度，在一七八一年被解職。路易十六繼而委任卡洛納(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為財政大臣，卡洛納既不願因開徵稅收而開罪貴族和教庭，又要立時解決財困，於是借新債還舊債，在短短三年內，國債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八億，令法國涉臨破產邊緣。

背負重稅的中產及富農於是紛紛發起遊行和抗議，並拒絕交稅。法國政府為了解決危機，出人意表地推行了一項措施，就是放寬了出版審查制度，一時間印刷業興旺起來，巴黎股市暴升了30%，卻同時形成社會上互相譴責的氣氛，市場亦更趨政治化，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卻依然未獲解決，最終引發一場以血腥暴力結束的大革命。

無論政治或經濟，都講求「時機」，假如制訂和施行政策的效率太慢，便失卻「時機」。房龍指出路易十六政府就是因為在決策和推行政策方面失了先機，變得十分被動，「人們要求A時，他拒絕；到他發現不得不給予A時，人們已不止要求A，而是要A加B了。」如是這般，路易十六一次又一次失去「時機」，終於被推上斷頭台。

雖然現時香港引發「大革命」的機會甚微，但過往七年，本港在經濟和管治上或多或少曾經歴類似路易十六時期的危機，原因同樣在於沒有完善的經濟政策，在中央和內地的經濟支持下，問題雖免於惡化，卻是所謂「長貧難顧」。據今年政府統計，貧窮人口超過一百萬，連同破產、進行債務重組人士及其家人總數則約二百萬。

政府經常提出近年賣地收入減少，經濟停滯，以致必須擴濶稅基，增加收入。然而一個很基本的經濟原則卻被忽略，就是香港並沒有外債，而「滅赤」亦不一定急於增加收入，關鍵是必須控制經濟增長與財赤增長率的此例，只要經濟增長速度比財赤增長快，政府收入自會增加，在若干年後，財赤會自然消失。美國政府在九十年代便以此方法成功解決國債和財赤問題。單用增加稅收來滅赤則是既無效又欠冷靜的做法。

刺激經濟增長方面，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下，本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是必然的規律。本港從六十年代的工業和航運，成功轉型至後來的金融和地產業，商界當年表現了相當的適應力。由於「知識型經濟」需要脫離簡單手作，進行「幾何級」的提升，人口的知識水平變得相當重要，但本港人口分佈卻不利於「知識型經濟」。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發現，本港有一百二十萬人士的教育程度在初中或以下，成為長遠「知識型經濟」的一大障礙。

本港有學者指出應循人口政策解決問題，其實經濟政策與人口政策必須配合。因此政府應一方面解決教育程度較低人士的就業問題，亦同時發展「知識型行業」，鼓勵海外回流而具有國際視野和一技之長的各行業年輕一代、高科技專業人員及本地創意工業人士等，開拓「知識型經濟」。政府不但不應向這批中產加重稅，還應盡量給予税務優惠，鼓勵他們創業。若在教育政策方面獲得配合，可將新一代的學歷知識距離拉近，在未來十至二十年把他們帶進「知識型經濟」。

以法國當年開放印刷業為例，一個行業的興旺足以造就股市颷升，目前本港若能把握時機，經濟好轉便不成問題。相反地，如果政府在經濟轉型上缺乏承擔和管治能力，只在稅務和開支方面令中產百上加斤，將使經濟進一步惡化，令本港更接近十八世紀法國所面臨的經濟危機。



「法國大革命與香港經濟轉型」, 2006-08-23, 信報財經新聞, P11, 時事評論, 盧穎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