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日經濟關係

假如二十世紀的國際紛爭是以「理想」主導，則廿一世紀的紛爭明顯是「經濟」主導。中國近年經濟急促發展，日本則正值經濟衰退，人口老化。此現象透示了中日外交風波的玄機。

經濟問題本來應以經濟方法解決。目前美國正面臨中國及亞洲經濟一體化造成的競爭，日本則藉此與美結成戰略伙伴，用以抗衡亞洲發展對日本經濟帶來的衝擊，並意圖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之常任理事國，以政治手受解決當前的經濟困局。

中國自七十年代末對外開放以來，外交政策上傾向於國際主義，同時致力拓展「自由貿易區」。所謂自由貿易，就是透過工商貿易交往，令貨物自由往來兩地，價格因而更廉宜，生產地的就業和投資發展則更趨活躍。

由於中國國家面積廣濶，以「自由貿易」(Free Trade) 方式，更能有效發展經濟，落後地區自然形成「自由貿易」所需的勞工市場，大城市地區則成為投資市場，兩大互動區域以外，甚致有足夠市場容納鄰國的生產線，如東盟國家等。由於以上原因，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與亞洲多國方向一至，亦因此能獲東盟支持，在短短數年內，簽訂「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 (CAFTA)。

另一方面，日本是個島國，地少人多，而多年來一直堅持以保護主義 (Protectionism) 面對亞洲經濟發展，亦認為自由貿易帶來的價格下降，會造成競爭，對地少並缺乏資源的日本來說是不利的，而且薪金高和生產成本高會令日本貨失去競爭力。

有統計指出，至今日本仍然拒絕開放農業市場，主要食品的進口關稅高達200-900%，令東盟多國無從入手。東南亞金融風暴後，日本是首先撤走資金的國家，又任由日元貶值，以擴大出口，令金融市場再次震盪，妄顧東亞經濟大局。

亞洲貧困地區較多，人們並非在薪金高低之中選擇，而在饑餓與飯碗中爭扎，因此自由貿易可解燃眉之急，對他們有利。而西方國家部份人士則反對經濟一體化，因他們在另一層次，著眼於薪金之高低，公平與剝削。

在中國市場開放以前，亞洲市場發展尚未或熟，沒有國家具足夠條件與日本競爭。然而時移勢逆，中國近年的經濟發展有相當成績，其龐大的市場和發展方向亦與亞洲多國利益一致，合作設立自由貿易區是必然的結果。日本用多年的保守政策面對亞洲經濟結構性轉變，若基於本國利益而強求在經濟上保持亞洲第一，是不切實制的設想。

目前很多亞洲國家都對日本有著同一疑問 ─ 為甚麼日本在上世紀對亞洲各國進行侵略，又在戰後奉行保護主義，佔區內經濟首位長達五、六十年，現在有別國經濟起飛而取代其首位，日本就不能容忍？

在多個示威中，均有民眾高叫「抵制日貨」。但從經濟角度分析，以商業策略向日本的工業、電子產品甚致化裝品進行質量與價格的競爭，長遠來說比「抵制日貨」更能收效。

另外，日本的外交態度和文化一向以「曖昧」見稱，但在經濟政策上則由始至終毫不曖昧，以極度利己的方式奉行保護主義，最近更企圖借成為常任理事國，影響國際之經濟政策。日本目前有兩個選擇，一是順應時勢，溶入亞洲經濟成為其中一員，而停止強求在亞洲保持經濟第一的地位。二是與亞洲經濟利益劃分界線，完全代表美國在區內的利益。中國與亞洲各國自然對日本的做法表示反對，因為這對亞洲經濟發展是一個障礙，亦是潛在危機。

如此一來，連串反日示威將難免在亞洲繼續出現。雖然綜合社報導「咖啡俱樂部」等一百一十六個國家剛達成協議，反對增加常任理事國的數目，令日本不能在今年擠身此位，但亞洲各國應該了解到，聯合國不一定有能力阻止戰爭。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在大舉侵略亞洲前夕，就斷然退出國家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聯合國前身)，以便不受牽制。

如目前局面繼續疆持，亞洲各國在不得己之下，要確保國防和經濟利益，有可能對日本形成「圍困政策」。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曾用「圍困政策」阻止戰敗的德國在經濟和軍事上擴張，但納粹狂人希特拉則趁此期間，在尋找出路的德國民眾手上取得權位，引發二次大戰。

假如當日歐洲各國在一次大戰後，對德國國民進行針對戰爭罪行的教育，也許歷史可以改寫。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日本全國上下仍未作出任何戰後反省及教育下一代，鄰國當然視之為嚴重安全威脅，並致力用各種方式與之抗，以保和平。


「展望中日經濟關係」, 2005-4-20, 信報財經新聞, 國際評論, 盧穎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