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挾持事件的危與機

31/8/2010 信報 盧穎筠

在旅遊巴被挾持事件中，菲律賓警方拯救人質行動失敗以致流血收場，各界強烈譴責，英國《泰晤士報》更形容拯救行動是場鬧劇。其實從國際事件的角度分析，便會清晰了解這次挾持行動從一開始已經危機四伏，凶險異常，並非如外界所料那樣，情況至後來才急轉直下，可惜各方面當時尚未有所警覺。

一般來說，在涉及人質的國際事件上，需要談判雙方都希望共同解決事件，談判才能夠成功。若要談判成功，必須具備某些因素，第一是雙方都屬理性的對手 (rational players)，有能力估計形勢和準確評估自己所發揮的「阻嚇作用」(deterrence effect)，第二是兩者都在互相牽制的利益上有所爭奪，即是雙方都有對方想要得到的利益，以此作為籌碼。

在「理性」方面，有兩類人是最麻煩的「非理性」對手，一是精神失常的狂徒，二是極愚蠢亦沒能力分析形勢的人，因為「阻嚇作用」在他們身上是無效的。
今次挾持事件中的槍手，從直播所見並非精神失常，反而表現冷靜和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亦曾釋放部份人質，種種跡象顯示他算是一個理性的對手。

問題出在互相牽制的利益上。在事件中，菲政府的利益並不直接，槍手所挾持的人質是香港遊客，並不是菲律賓的軍政要人，甚至不是參與菲國大選的選民，所以菲政府一直沒有表現出應有緊張和嚴謹態度。這方面從菲總統不接特首電話和菲警方甘冒人質被殺的危險，仍然拒絕槍手的復職要求，可見菲政府並不認為人質是屬於非救不可的「利益」。

挾持事件從一開始，談判對手就出現了嚴重的錯配。槍手挾持着香港人質，最心急如焚的必然是香港政府，他的目的卻是向菲律賓政府要求復職和取回退休金。假如槍手向香港政府索取贖金，事件可能一兩小時就能和平解決。

然而，基於國與國之間法律上的主權(sovereignty de jure)，即使菲警水準低劣，港府和中國政府亦不能主動要求派出特警組或談判專家參與營救，否則便是干籲別國的主權。除非事件及時提昇到國際外交的層面，例如槍手提出和港府談判，向港府表達他的各種要求，再由中央政府和港府向菲政府施壓，談判才有可能成功。這是唯一可以避免死傷的處理方法，可惜當時在場並無人提出這項建議。

在處理國際危機方面，最經典的例子是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危機，美國和蘇聯劍拔弩張，但相方都極力避免展開核戰，因為開戰必定引致兩國死傷無數，箇中利益對雙方來說非常直接。全靠美蘇領袖當時的理性和克制，一場核危機才得以化解，事件至今仍然令人津津樂道。

至於近年透過談判成功營救目標的例子，是去年北韓政府在北韓和中國邊界抓捕兩名美國女記者，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同年八月往北韓談判斡旋，成功救出二人。克林頓應付北韓這個國際公認的「非理性」談判對手，還可以獲得成功，證明他是一個談判高手。

反觀菲律賓事件，菲總統居然引用車臣游擊隊擊斃人質與今次事件比較，可見其外交常識非常貧乏。車臣事件是一宗近似內戰的暴亂，更是恐怖份子式的綁架，挾持的人質亦是俄羅斯人，與今次事件的性質完全不同。

另外，從菲政府顯示的態度，香港人質的價值還不如港幣十七萬多和一個警員職位，可見無論從人命的價值，以至由外交到治安，菲國都顯示出極低層次的管治。綜合上述分析，菲政府根本無能力理解事件對菲國所帶來的損害和深遠的影響，因此並無盡力營救人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