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傭居港權的玄機

8/8/2011 信報 盧穎筠

菲傭爭居港權，可能導致數以十萬外傭突然永久居港，事件已在各界引起軒然大波，若處理失當，香港等於中門大開，變成外來者的「無掩雞籠，自出自入」。

一向來說，西方國家在處理此類問題時，必先考慮該國的人口政策和外交政策，再決定其移民政策。目前出現的困局，是由於政府官員對人口政策、外交政策和司法制度均理解不足。

其實，主權國家對於收取和拒絕哪類移民，均有絕對權力，亦由於移民政策會影響與他國的外交關係，所以必然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移民部實際上亦屬外交部管轄，很多國家例如加拿大外交部在這方面就有清晰的闡述；又例如美國和日本，在移民政策上就比其他國家更為嚴謹。

三大政策 互相配合

美國每年一度邀請香港人「抽簽」移民，但亦明文規定在中國內地出生的港人沒有資格「抽簽」。至於日本，居住情況與香港相似，由於地少人多，資源有限，為了保障國民的利益和保留其原有的種族傳統，其公民一直保持99%為純種日本人，外來移民幾乎是不可能。

目前全球大部分發達國家都有非常完善的人口政策、外交政策和移民政策，三者必定互相配合。這些國家會先從人口政策開始考慮，決定本地需要輸入哪類移民，以配合當地的發展。例如加拿大地大人少，需要外來移民，政府便會從人口政策中設定一些條件（criteria），考慮人口因素（demographic factor），用作篩選移民，包括當地是否需要更多專業人士、企業家、投資者等，這類職業就是所謂「有足夠分數」可以移民者；這些移民申請人必須沒有威脅到當地人的原有福利、就業及居住狀況等，亦沒有對當地人造成競爭，其移民申請才會獲得批准。

如果參考以上加國的政策，地點換成香港，則外傭居港根本不符合上述任何一項移民條件，因為外傭居港必然會對本地人造成各種競爭，最受影響的將會是基層市民和勞工。假如同樣情況發生在加國，其政府會拒絕這類移民，這是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會採取的手段。

外傭居港 涉及外交

此外，政府亦必須考慮本港的人口政策，例如本港要成為「知識型經濟」，大量收取這類移民是否符合本港的未來發展，然後再決定移民配額；對於不符合本港需求的人士，其移民配額可以是「零」。

從法律角度分析，入境處根據《基本法》第24條，認為原訴人不符合「通常居住」的定義，因為外傭來港工作的前提，正正就是她們並非要來香港「通常居住」，否則其工作證根本不獲批出，這亦符合任何國家處理工作簽證的做法。

至於曾有兩名外籍律師享有永久居港權一事——即使以往入境條例和程序因粗疏而有「漏網」，令他們能夠居港，亦不等於今後要繼續「漏網」下去。反而政府應及時堵塞漏洞，從此一概實行適當的移民篩選程序。

如果這宗個案單看《基本法》第24條，而忽略其他涉及外交政策的條文，就成了斷章取義，所以應連同第13條、19條和154條一併考慮。當中條文清晰顯示，特區政府對世界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均可實行出入境管制；但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則無管轄權。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有自己的「移民局」，即入境處，但沒有權決定整個國家的人口政策和外交政策，只能跟隨國家的有關政策。

司法覆核的原意是覆核政府有否違法或行政失當，但由於「菲傭移民案」牽涉到人口政策和國家的外交政策，特區政府無權處理。假如原訴一方堅持法院有權司法覆核，其實是假設香港有權自行決定外交政策，反而違反了《基本法》，把香港當成獨立的主權國（sovereign state）看待。

所謂「貢獻」 不應考慮

同時，根據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三權互不侵犯，否則便屬僭越，法院無權對「政府政策」進行司法覆核（non-justiciable），這是所有西方發達國家都會依從的基本原則。所以法庭最合理的處理方法，是宣布其無權處理該案。司法僭越行政的情況在國際上非常罕見，處理失當便會淪為笑柄。

至於人大釋法，除非特區政府不了解中央的外交政策，例如中菲兩國的關係是否友好，以及足以接納該國移民，否則釋法大可不必。根據《基本法》第19條，特首有責任釐清中央的外交政策，其結果對法院有約束力。近年兩地之間的外交事件，例如菲律賓人質事件、菲國南沙群島軍事演習等，亦將作為參考兩國是否友好的因素。

有指菲傭對本港社會有貢獻，須知道傭工是一份職業，每個在港工作的人，職業如醫生、律師、清潔工，均有其社會價值，這是出於職責所在，因此不能說外傭比其他職業對社會更有貢獻，或她們理應獲得移民資格。反過來說，每個菲傭的僱主對菲國經濟都有貢獻，卻不等於他們理所當然就能成為菲國公民。這所謂「貢獻」，並非今次司法覆核要考慮的因素。

須知一個政府拒絕外來移民是其本基本權利，處理工作簽證又屬另一回事，如果政府因為此案而修改入境條例，令外傭以後不得在港工作超過七年，反而是不必要的改動，而且極之擾民，將令本港的中產加倍受害。

「關愛基金」和生金蛋的雞

15/11/2010 信報 盧穎筠

「關愛基金」近期引起不少爭議，有人認為基金的受惠目標不明，亦有人指捐款者有如買「贖罪券」，甚至是政治宣傳費。直至有社福界人士被邀入局，爭拗才稍作緩和。

「關愛基金」帶出的第一個疑問是，既然認為捐款如同「贖罪券」，那麼捐助的富商和企業必然被認為是「有罪」了，那是甚麼「罪」？「罪」指的應該是他們有份令貧富懸殊加劇。然而，富人有責任扶貧實際上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想法，例如在加拿大，政府會對高收入人士和企業徵收重稅，用作補貼貧窮階層的福利。

根據已故經濟學大師佛利民所述，企業的職責是謀利，他們並沒有責任去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但自由經濟的條件是市場必須有開放和公平的競爭。佛老曾經形容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可惜目前本港大部份行業已經不能符合公平競爭這項條件，很多行業甚至近乎壟斷(Monopoly)或寡頭壟斷(Oligopoly) 。由於大集團更具財力，以致小商戶無法競爭。一些企業如地產發展商，亦利用其資訊優勢(Asymmetry of Information)，較買樓者取得更多資訊，在議價時佔優，對買樓者造成不公。這些都是自由經濟的阻力。

另一方面，企業營商謀利並非造成貧富懸殊的唯一原因。

據日本學者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一書中指出，日本從1999年至2003年之間，每家庭收入持績下降，中下階層家庭佔了家庭總數的79%，其中大部分人向下沈淪為中、下階層，導致其社會從∩型轉變為M型社會，這亦是全球普遍的發展趨勢，而1985年開始的「新經濟」浪潮是造成Ｍ型社會的最大原因。進入九十年代，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

以往的「亞洲四小龍」除了日本外，還有台灣、香港亦面對同樣情形，這並非偶然，實際上顯示了社會結構和經濟正在轉型。至於新加坡，由於經濟政策主要以政府作主導，所以不能作比較。

貧富懸殊的另一原因是全球化。有財力的企業可以將生產線搬往較便宜的地區，例如印度、越南，小企業卻沒有大舉搬遷的能力。全球化於是導致產業兩極化和經濟二元化，令小企業的經營環境倍加困難，亦影響就業。

國際貨幣基金認為，若全球化令地區性的貧富分布出現不平等的情況，地方政府便有責任透過政策令財富重新分布，亦即是地方政府有責任為當地人謀福祉，應透過政策幫助他們適應全球化帶來的轉變。

政府應付貧富懸殊問題不外乎循兩個方向解決，一是福利接濟，如果決定取社會主義而捨自由經濟，自然無可厚非要以福利接濟為長遠政策。最低工資和政府大量撥款扶貧就是這一方向。

另一方向是維持自由經濟，透過政府政策把市場調節到合乎自由經濟所要求的開放和公平競爭，讓小商戶和市民重拾生存空間，以經濟政策解決就業和營商環境的問題。政府最近建議引入《競爭條例草案》便是這一方向。

於是「關愛基金」帶出了第二個疑問，就是政府和商界動用百億的大規模救助，只是暫時「江湖救急」還是長遠福利政策的開始？如果是後者，香港到底想漸漸步向社會主義或福利主義，還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

《經濟學人》今年七月刊指由於香港政府曾干預市場，所以香港早已不再是自由經濟體，這是對佛老的理論有所誤解。須知政府出手干預不等於就是社會主義，不干預亦不等於是自由經濟。

如果政府的干預是為了使市場回復公平競爭，便與佛老的自由經濟沒有抵觸。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不等於甚麼也不做，最重要的是利用政策維護原有的公平競爭，使自由經濟繼續運作。所干預的不是自由經濟本身，而是破壞自由經濟的一些變數，例如全球化之下的壟斷、突發的金融風暴等。「政府不能干預市場」這種迷思，是全球包括香港和美國政府所面對的困局，他們應重新參考佛老所指的自由經濟該具備的條件。

以往香港是全球公認最自由的經濟體，常被形容為一隻「會生金蛋的雞」，如果捨自由經濟而改以福利主導，等同殺雞取卵，影響的不止這一代香港人，更影響下一代人的生活和經濟模式。

工會和社會學學者支持福利接濟還情有可原，但自命為香港下一代爭取利益的政客和政府，應該無論如何要保住自由經濟這隻「會生金蛋的雞」，才算為下一代盡了社會責任。這是個即使一人一票也解決不了的問題，除非這一代人願意為下一代的利益而暫時捨棄自身的利益。

菲律賓挾持事件的危與機

31/8/2010 信報 盧穎筠

在旅遊巴被挾持事件中，菲律賓警方拯救人質行動失敗以致流血收場，各界強烈譴責，英國《泰晤士報》更形容拯救行動是場鬧劇。其實從國際事件的角度分析，便會清晰了解這次挾持行動從一開始已經危機四伏，凶險異常，並非如外界所料那樣，情況至後來才急轉直下，可惜各方面當時尚未有所警覺。

一般來說，在涉及人質的國際事件上，需要談判雙方都希望共同解決事件，談判才能夠成功。若要談判成功，必須具備某些因素，第一是雙方都屬理性的對手 (rational players)，有能力估計形勢和準確評估自己所發揮的「阻嚇作用」(deterrence effect)，第二是兩者都在互相牽制的利益上有所爭奪，即是雙方都有對方想要得到的利益，以此作為籌碼。

在「理性」方面，有兩類人是最麻煩的「非理性」對手，一是精神失常的狂徒，二是極愚蠢亦沒能力分析形勢的人，因為「阻嚇作用」在他們身上是無效的。
今次挾持事件中的槍手，從直播所見並非精神失常，反而表現冷靜和具有豐富的作戰經驗，亦曾釋放部份人質，種種跡象顯示他算是一個理性的對手。

問題出在互相牽制的利益上。在事件中，菲政府的利益並不直接，槍手所挾持的人質是香港遊客，並不是菲律賓的軍政要人，甚至不是參與菲國大選的選民，所以菲政府一直沒有表現出應有緊張和嚴謹態度。這方面從菲總統不接特首電話和菲警方甘冒人質被殺的危險，仍然拒絕槍手的復職要求，可見菲政府並不認為人質是屬於非救不可的「利益」。

挾持事件從一開始，談判對手就出現了嚴重的錯配。槍手挾持着香港人質，最心急如焚的必然是香港政府，他的目的卻是向菲律賓政府要求復職和取回退休金。假如槍手向香港政府索取贖金，事件可能一兩小時就能和平解決。

然而，基於國與國之間法律上的主權(sovereignty de jure)，即使菲警水準低劣，港府和中國政府亦不能主動要求派出特警組或談判專家參與營救，否則便是干籲別國的主權。除非事件及時提昇到國際外交的層面，例如槍手提出和港府談判，向港府表達他的各種要求，再由中央政府和港府向菲政府施壓，談判才有可能成功。這是唯一可以避免死傷的處理方法，可惜當時在場並無人提出這項建議。

在處理國際危機方面，最經典的例子是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危機，美國和蘇聯劍拔弩張，但相方都極力避免展開核戰，因為開戰必定引致兩國死傷無數，箇中利益對雙方來說非常直接。全靠美蘇領袖當時的理性和克制，一場核危機才得以化解，事件至今仍然令人津津樂道。

至於近年透過談判成功營救目標的例子，是去年北韓政府在北韓和中國邊界抓捕兩名美國女記者，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同年八月往北韓談判斡旋，成功救出二人。克林頓應付北韓這個國際公認的「非理性」談判對手，還可以獲得成功，證明他是一個談判高手。

反觀菲律賓事件，菲總統居然引用車臣游擊隊擊斃人質與今次事件比較，可見其外交常識非常貧乏。車臣事件是一宗近似內戰的暴亂，更是恐怖份子式的綁架，挾持的人質亦是俄羅斯人，與今次事件的性質完全不同。

另外，從菲政府顯示的態度，香港人質的價值還不如港幣十七萬多和一個警員職位，可見無論從人命的價值，以至由外交到治安，菲國都顯示出極低層次的管治。綜合上述分析，菲政府根本無能力理解事件對菲國所帶來的損害和深遠的影響，因此並無盡力營救人質。

法國大革命與香港的經濟轉型

英國歴史學家房龍對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有這樣的分析：「人們以為這次大革命是來自一群巴黎貧民所為，但事實卻不然。雖然貧民的確全面參與，但中產的專業人士才是真正的起事者。」目前歐美學者亦廣泛認同以上觀點。

十八世紀的法國以農立國，但稅務只靠中產和富農繳納，皇室、貴族和教庭人員一律免稅。大革命起事前十三年，即一七七六年前後，法國的債務高達四十億法郎，國王路易十六雖然傭碌，亦意識到經濟問題引起的管治危機，並切換了有「理論教授」之稱的首席財政大臣蒂爾戈(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而委任講求實制的生意人內克爾(Neckor)，但內克爾後來的財政策略偏重節儉，觸及皇室日常的奢華用度，在一七八一年被解職。路易十六繼而委任卡洛納(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為財政大臣，卡洛納既不願因開徵稅收而開罪貴族和教庭，又要立時解決財困，於是借新債還舊債，在短短三年內，國債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八億，令法國涉臨破產邊緣。

背負重稅的中產及富農於是紛紛發起遊行和抗議，並拒絕交稅。法國政府為了解決危機，出人意表地推行了一項措施，就是放寬了出版審查制度，一時間印刷業興旺起來，巴黎股市暴升了30%，卻同時形成社會上互相譴責的氣氛，市場亦更趨政治化，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卻依然未獲解決，最終引發一場以血腥暴力結束的大革命。

無論政治或經濟，都講求「時機」，假如制訂和施行政策的效率太慢，便失卻「時機」。房龍指出路易十六政府就是因為在決策和推行政策方面失了先機，變得十分被動，「人們要求A時，他拒絕；到他發現不得不給予A時，人們已不止要求A，而是要A加B了。」如是這般，路易十六一次又一次失去「時機」，終於被推上斷頭台。

雖然現時香港引發「大革命」的機會甚微，但過往七年，本港在經濟和管治上或多或少曾經歴類似路易十六時期的危機，原因同樣在於沒有完善的經濟政策，在中央和內地的經濟支持下，問題雖免於惡化，卻是所謂「長貧難顧」。據今年政府統計，貧窮人口超過一百萬，連同破產、進行債務重組人士及其家人總數則約二百萬。

政府經常提出近年賣地收入減少，經濟停滯，以致必須擴濶稅基，增加收入。然而一個很基本的經濟原則卻被忽略，就是香港並沒有外債，而「滅赤」亦不一定急於增加收入，關鍵是必須控制經濟增長與財赤增長率的此例，只要經濟增長速度比財赤增長快，政府收入自會增加，在若干年後，財赤會自然消失。美國政府在九十年代便以此方法成功解決國債和財赤問題。單用增加稅收來滅赤則是既無效又欠冷靜的做法。

刺激經濟增長方面，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下，本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是必然的規律。本港從六十年代的工業和航運，成功轉型至後來的金融和地產業，商界當年表現了相當的適應力。由於「知識型經濟」需要脫離簡單手作，進行「幾何級」的提升，人口的知識水平變得相當重要，但本港人口分佈卻不利於「知識型經濟」。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發現，本港有一百二十萬人士的教育程度在初中或以下，成為長遠「知識型經濟」的一大障礙。

本港有學者指出應循人口政策解決問題，其實經濟政策與人口政策必須配合。因此政府應一方面解決教育程度較低人士的就業問題，亦同時發展「知識型行業」，鼓勵海外回流而具有國際視野和一技之長的各行業年輕一代、高科技專業人員及本地創意工業人士等，開拓「知識型經濟」。政府不但不應向這批中產加重稅，還應盡量給予税務優惠，鼓勵他們創業。若在教育政策方面獲得配合，可將新一代的學歷知識距離拉近，在未來十至二十年把他們帶進「知識型經濟」。

以法國當年開放印刷業為例，一個行業的興旺足以造就股市颷升，目前本港若能把握時機，經濟好轉便不成問題。相反地，如果政府在經濟轉型上缺乏承擔和管治能力，只在稅務和開支方面令中產百上加斤，將使經濟進一步惡化，令本港更接近十八世紀法國所面臨的經濟危機。



「法國大革命與香港經濟轉型」, 2006-08-23, 信報財經新聞, P11, 時事評論, 盧穎筠

唐人街的銷售稅

自從政府提出開徵銷售稅後，各界有不同的反應。在外國徵收銷售稅的例子中，香港尤其應該參考美國和加拿大的銷售稅及對其經濟的影響，因為北美的華裔及香港移民人口龐大，他們的銷費模式和「消費文化」與香港市民極之相似，而加拿大開徵銷售稅的經驗亦值得參考。

加拿大東岸的大多倫多市約有三十多萬華裔人口，而温哥華則有二十多萬華人，他們的消費能力較其他族裔強。當地的銷售稅自一九九一年推出以來，華人社區便形成了一個很獨特的消費模式，華人店鋪多願意與顧客用現金交易，顧客因此可以逃避銷售稅，而這些店鋪的規模多為中小型，他們的現金營業額是政府難以計算或質疑的。由於銷售稅領顧客減少使用信用卡，而轉用現金交易，以致連帶影響銀行業務。


另一方面，加國的大型連鎖店或超級市場因為交收嚴謹，所以不能逃避銷售稅，而小型店鋪即使售賣同一款產品，例如汽水或薯片，因為可用現金交易以逃避銷售稅，其價格經常低於連鎖店，顧客亦寧願光顧小店鋪。香港的情況亦會類同，而且對小店鋪的發展造成限制，對整體經濟不利。

在加拿大的唐人街和各華人社區內，顧客無論買衣服、日用品、往酒樓食肆，以至租借影碟，都盡量使用現金，因為老闆會精明地免收他們的銷售稅，而其他族裔社區亦有類似情況。這樣的一個地下經濟體系已運作了多年，店鋪在這方面尤其「靈活」，而消費者亦堅持應該精打細算。根據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的統計顯示，加國自開徵銷售稅以來，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地下經濟體系，佔總經濟的百份之六。

自從加國開徵銷售税以來，加國人多到美國購物，包括一向精明消費的華人，他們刻意避免在加國本地購物，留待週末才到美國大量選購，因為美國各州多不設銷售税。假如香港若開徵銷售税，港人必定加倍北上購物，比較富裕的會到東南亞其他國家甚至歐美購物，屆時銷售税的收入將比預期為少，固然解決不了政府的財困，其一百億行政費更難以交代。

為甚麽加國政府當年要開徵銷售稅？原因和香港差不多，九十年代初，加國政府希望以開徵銷售稅來增加收入。但加國和香港有一個明顯的分別，就是加國一向採取的經濟政策稱為「零通脹」政策 (Zero Inflation Policy) ，其要旨是不鼓勵經濟增長，最好讓其長期保持在「零」，以免通貨彭脹帶來經濟上的不穩定，所以開徵銷售稅與加國的經濟政策方向是一致的。

除非香港不鼓勵經濟增長，亦奉行「零通脹」政策，否則開徵銷售稅與政府對未來的經濟展望並不一致。目前香港政府並沒有明顯的經濟政策，一向以自由經濟和「不干與」為大前提，同時依靠內地的經濟發展帶動，與加國的情況有很大分別。同時加國有完善的社會福利網保障低下階層，令他們在重稅下不受影響，而香港則沒有。

另外，美國經濟一向依靠出口，加國經濟則依靠美國。但每當美國與他國發生戰事時，尤其是長期戰爭，美國經濟會因種種因素而出現衰退。據多倫多大學的經濟學者歷年分析，由於加國的外交政策一般不追隨美國，經濟不受嚴重戰事影響，所以其經濟在該時期會相對強勁，最明顯的例子是越戰期間，美國經濟衰退，而加國經濟向好，形成明顯的對冲關係。由於此現象經常出現，美國便指加國雖為盟友，但只會「搭順風車」或「靠黐」(freerider)。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與美加情況完全不同，即使香港經濟猶像「搭內地順風車」，但兩地屬同一國家，其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均以互相配合來同時獲益，而非像美加一般互相對冲。香港亦未必有能力如加國般承受開徵銷售税的後果。

九十年代為加拿大總理的麥朗尼，正因為開徵銷售稅而鬧得民怨沸騰，九三年其所屬的保守黨切換黨魁和總理，麥朗尼下台，由甘寶 (Kim Campbell) 繼位，數月後加國總理大選，甘寶落敗，保守黨在國會的議席由擁有一百多席變成只得兩席，全因開徵銷售稅而起。至目前為止，加國各政黨每到大選前，都以「取消銷售稅」為爭取選票的籌碼。香港應以此為鑑。



「唐人街的銷售稅」, 2006-8-2, 信報財經新聞, P23, 時事評論, 盧穎筠

展望中日經濟關係

假如二十世紀的國際紛爭是以「理想」主導，則廿一世紀的紛爭明顯是「經濟」主導。中國近年經濟急促發展，日本則正值經濟衰退，人口老化。此現象透示了中日外交風波的玄機。

經濟問題本來應以經濟方法解決。目前美國正面臨中國及亞洲經濟一體化造成的競爭，日本則藉此與美結成戰略伙伴，用以抗衡亞洲發展對日本經濟帶來的衝擊，並意圖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之常任理事國，以政治手受解決當前的經濟困局。

中國自七十年代末對外開放以來，外交政策上傾向於國際主義，同時致力拓展「自由貿易區」。所謂自由貿易，就是透過工商貿易交往，令貨物自由往來兩地，價格因而更廉宜，生產地的就業和投資發展則更趨活躍。

由於中國國家面積廣濶，以「自由貿易」(Free Trade) 方式，更能有效發展經濟，落後地區自然形成「自由貿易」所需的勞工市場，大城市地區則成為投資市場，兩大互動區域以外，甚致有足夠市場容納鄰國的生產線，如東盟國家等。由於以上原因，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與亞洲多國方向一至，亦因此能獲東盟支持，在短短數年內，簽訂「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 (CAFTA)。

另一方面，日本是個島國，地少人多，而多年來一直堅持以保護主義 (Protectionism) 面對亞洲經濟發展，亦認為自由貿易帶來的價格下降，會造成競爭，對地少並缺乏資源的日本來說是不利的，而且薪金高和生產成本高會令日本貨失去競爭力。

有統計指出，至今日本仍然拒絕開放農業市場，主要食品的進口關稅高達200-900%，令東盟多國無從入手。東南亞金融風暴後，日本是首先撤走資金的國家，又任由日元貶值，以擴大出口，令金融市場再次震盪，妄顧東亞經濟大局。

亞洲貧困地區較多，人們並非在薪金高低之中選擇，而在饑餓與飯碗中爭扎，因此自由貿易可解燃眉之急，對他們有利。而西方國家部份人士則反對經濟一體化，因他們在另一層次，著眼於薪金之高低，公平與剝削。

在中國市場開放以前，亞洲市場發展尚未或熟，沒有國家具足夠條件與日本競爭。然而時移勢逆，中國近年的經濟發展有相當成績，其龐大的市場和發展方向亦與亞洲多國利益一致，合作設立自由貿易區是必然的結果。日本用多年的保守政策面對亞洲經濟結構性轉變，若基於本國利益而強求在經濟上保持亞洲第一，是不切實制的設想。

目前很多亞洲國家都對日本有著同一疑問 ─ 為甚麼日本在上世紀對亞洲各國進行侵略，又在戰後奉行保護主義，佔區內經濟首位長達五、六十年，現在有別國經濟起飛而取代其首位，日本就不能容忍？

在多個示威中，均有民眾高叫「抵制日貨」。但從經濟角度分析，以商業策略向日本的工業、電子產品甚致化裝品進行質量與價格的競爭，長遠來說比「抵制日貨」更能收效。

另外，日本的外交態度和文化一向以「曖昧」見稱，但在經濟政策上則由始至終毫不曖昧，以極度利己的方式奉行保護主義，最近更企圖借成為常任理事國，影響國際之經濟政策。日本目前有兩個選擇，一是順應時勢，溶入亞洲經濟成為其中一員，而停止強求在亞洲保持經濟第一的地位。二是與亞洲經濟利益劃分界線，完全代表美國在區內的利益。中國與亞洲各國自然對日本的做法表示反對，因為這對亞洲經濟發展是一個障礙，亦是潛在危機。

如此一來，連串反日示威將難免在亞洲繼續出現。雖然綜合社報導「咖啡俱樂部」等一百一十六個國家剛達成協議，反對增加常任理事國的數目，令日本不能在今年擠身此位，但亞洲各國應該了解到，聯合國不一定有能力阻止戰爭。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在大舉侵略亞洲前夕，就斷然退出國家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聯合國前身)，以便不受牽制。

如目前局面繼續疆持，亞洲各國在不得己之下，要確保國防和經濟利益，有可能對日本形成「圍困政策」。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曾用「圍困政策」阻止戰敗的德國在經濟和軍事上擴張，但納粹狂人希特拉則趁此期間，在尋找出路的德國民眾手上取得權位，引發二次大戰。

假如當日歐洲各國在一次大戰後，對德國國民進行針對戰爭罪行的教育，也許歷史可以改寫。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日本全國上下仍未作出任何戰後反省及教育下一代，鄰國當然視之為嚴重安全威脅，並致力用各種方式與之抗，以保和平。


「展望中日經濟關係」, 2005-4-20, 信報財經新聞, 國際評論, 盧穎筠

爭奪烏克蘭

日前烏克蘭反對派領袖尤先科懷疑被人在食物裡落下毒，其體內的二噁英（dioxin）含量比正常超出一千倍，令他臉部長滿大瘡，肝臟亦出現問題。事件引起國際關注。尤先科今年9月份大選前病倒，臉色變灰，並留下瘡疤，與他病倒前五官端正的臉孔判若兩人。烏克蘭將於十二月二十六日舉行總統大選重選，尤先科屆時亦將再與總理阿努科維奇爭奪總統之位。

對很多人來說，俄羅斯與多個鄰近小國的關係，無論在蘇聯解體前或解體後，都像迷一樣神秘而衝突頻生，獨立和改革之聲此起彼落。從政治和歷史角度分析，整個局勢自十四世紀中，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是有因有果的。

在地理上，烏克蘭位於俄羅斯與北歐芬蘭及德國之間，是俄羅斯面對西方的大前門，亦是其最後一道天然屏障。烏克蘭是前蘇聯的軍事基地和重鎮，因此不論在冷戰時期還是現在、作為戰略或國防，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亦一直為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在歷史上，斯拉夫人自公元九世紀便開始受西方基督教影響，並建立起一個以基輔(Kiev)為中心的斯拉夫王國，亦即現時的烏克蘭首都。從地理上來說，基輔與黑海非常接近，斯拉夫人因此深受當時的拜占庭帝國及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藝術影響，但亦帶有更強烈的東方特色。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入侵，斯拉夫人開始轉以莫斯科為發展中心，該地區亦順理成章成為俄羅斯的影響範圍。

已故美國歷史學家房龍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的研究顯示，直至一五九零年代，俄羅斯仍然是一個面積龐大而貧窮的國家。在西方眼中，俄國是一個充滿文盲、村落，而且深受斯垃夫、北歐、拜占庭和韃靼影響的地方，更被認為是一個西方世界難以理解的奇怪政治混合體。在西方人看來，它以國家利益為大前題，其國民則為推動國家利益的工具，因此地區早在十六世紀末已種下不穩定因素。

由於多世紀以來所受的壓逼及缺乏安全感，亦由於斯拉夫人的文化，俄羅斯政治改革不單在共產時期，在更早的歷史年代一向亦是血漬斑斑、觸目驚心的。

十五世紀中葉，俄國在脫離韃靼人的統治後，依然是一片既貧瘠又荒凉的土地，大部份國民為目不識丁的農民。俄國歷史上著名的暴君伊凡雷帝 (Ivan the Terrible) 和一半韃靼血統、一半斯拉夫血統的沙皇鮑里斯哥特諾 (Boris Godunow) 都曾嘗試大興土木，意圖令俄國強大起來，效果卻未見顯著。

直到十七世紀末，彼得大帝在位後終於決意進行翻天覆地的改革，並建立大量學校。固然他在改革的過程上遇上不少阻力，包括一六九八年克里姆林宮的騎兵近衛隊政變事件，他在穩定局面後，將發動政變的最高官員處死並碎屍萬段，亦誅殺了參與政變的一千多人。然而，勞民傷財的改革直到十八世紀初，終於令俄國成為被歐洲四大強國所認可的新勢力，合稱歐洲五大強國。

同樣地，目前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強硬政策和他對親俄羅斯候選人阿努科維奇的支持，顯示出他在烏克蘭問題的強硬立場。今期《經濟學人》雜誌中，普京更被描繪成一個有獨裁傾向的統治者，並以強硬手段壓制新聞自由及迫害異己，例如令反對他改革的石油商瑯璫入獄。

俄羅斯教授兼哈佛學者高文 (Marshall I. Goldman)在最新論文上則指九零年代過急的國企改革令俄羅斯經濟失去平衡，而石油商事件正好反映九零年代急速改革政策的失誤。雖然普京現時嘗試撥亂反正，但他的手法亦過於強硬。然而至少他明確地表示歡迎烏克蘭加入歐盟，因為這有助區內經濟發展，但卻反對北約(NATO)邀請烏克蘭加盟，因北約濃重的軍事性質，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可造成一定的威脅。

西方國家尤其是歷史短暫的美國，對此卻不甚理解，往往對以強硬手段為基礎的改革感到恐懼，亦因此希望利用俄羅斯的「大前門」烏克蘭對俄作出一定程度的牽制。

美國主流學者和政客一般都不認為悠久的歷史文化會令同種族社群形成類似的作風，例如斯拉夫人就是以強悍激烈的行事作風而見稱。美國政客多相信這是制度問題，與種族個性無關，他們認為文化問題假以時日便可改變。

更甚者是由於政治和經濟上的切身利益，乾脆對這些民族「特徵」視而不見，此做法其實相當危險，其弊處已於多次事件如索馬里、科索沃、伊拉克之戰中清晰可見。據了解，在今次烏克蘭大選過程中，亦出現中央情報局常用的「派錢」手法，如公眾参加遊行，便可獲十元津貼。

在種種的歷史原因和政治現實下，烏克蘭身處俄羅斯和西方之間，自然要成為爭奪的目標。烏克蘭之爭，一方面是為政治和經濟上的切身利益；亦同時出於對斯拉夫族文化的不了解和不認同。在利益尤關的情況下，雙方實在無法冷靜而超然地處理箇中紛爭。對俄羅斯來說，這場爭奪更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國防價值，其結果將成為東歐勢力平衡的關鍵，雙方亦明白勝負的代價將會很大。


「爭奪烏克蘭」, 2004-12-17, 信報財經新聞, P14, 國際評論, 盧穎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