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愛基金」和生金蛋的雞

15/11/2010 信報 盧穎筠

「關愛基金」近期引起不少爭議，有人認為基金的受惠目標不明，亦有人指捐款者有如買「贖罪券」，甚至是政治宣傳費。直至有社福界人士被邀入局，爭拗才稍作緩和。

「關愛基金」帶出的第一個疑問是，既然認為捐款如同「贖罪券」，那麼捐助的富商和企業必然被認為是「有罪」了，那是甚麼「罪」？「罪」指的應該是他們有份令貧富懸殊加劇。然而，富人有責任扶貧實際上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想法，例如在加拿大，政府會對高收入人士和企業徵收重稅，用作補貼貧窮階層的福利。

根據已故經濟學大師佛利民所述，企業的職責是謀利，他們並沒有責任去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但自由經濟的條件是市場必須有開放和公平的競爭。佛老曾經形容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可惜目前本港大部份行業已經不能符合公平競爭這項條件，很多行業甚至近乎壟斷(Monopoly)或寡頭壟斷(Oligopoly) 。由於大集團更具財力，以致小商戶無法競爭。一些企業如地產發展商，亦利用其資訊優勢(Asymmetry of Information)，較買樓者取得更多資訊，在議價時佔優，對買樓者造成不公。這些都是自由經濟的阻力。

另一方面，企業營商謀利並非造成貧富懸殊的唯一原因。

據日本學者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一書中指出，日本從1999年至2003年之間，每家庭收入持績下降，中下階層家庭佔了家庭總數的79%，其中大部分人向下沈淪為中、下階層，導致其社會從∩型轉變為M型社會，這亦是全球普遍的發展趨勢，而1985年開始的「新經濟」浪潮是造成Ｍ型社會的最大原因。進入九十年代，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

以往的「亞洲四小龍」除了日本外，還有台灣、香港亦面對同樣情形，這並非偶然，實際上顯示了社會結構和經濟正在轉型。至於新加坡，由於經濟政策主要以政府作主導，所以不能作比較。

貧富懸殊的另一原因是全球化。有財力的企業可以將生產線搬往較便宜的地區，例如印度、越南，小企業卻沒有大舉搬遷的能力。全球化於是導致產業兩極化和經濟二元化，令小企業的經營環境倍加困難，亦影響就業。

國際貨幣基金認為，若全球化令地區性的貧富分布出現不平等的情況，地方政府便有責任透過政策令財富重新分布，亦即是地方政府有責任為當地人謀福祉，應透過政策幫助他們適應全球化帶來的轉變。

政府應付貧富懸殊問題不外乎循兩個方向解決，一是福利接濟，如果決定取社會主義而捨自由經濟，自然無可厚非要以福利接濟為長遠政策。最低工資和政府大量撥款扶貧就是這一方向。

另一方向是維持自由經濟，透過政府政策把市場調節到合乎自由經濟所要求的開放和公平競爭，讓小商戶和市民重拾生存空間，以經濟政策解決就業和營商環境的問題。政府最近建議引入《競爭條例草案》便是這一方向。

於是「關愛基金」帶出了第二個疑問，就是政府和商界動用百億的大規模救助，只是暫時「江湖救急」還是長遠福利政策的開始？如果是後者，香港到底想漸漸步向社會主義或福利主義，還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

《經濟學人》今年七月刊指由於香港政府曾干預市場，所以香港早已不再是自由經濟體，這是對佛老的理論有所誤解。須知政府出手干預不等於就是社會主義，不干預亦不等於是自由經濟。

如果政府的干預是為了使市場回復公平競爭，便與佛老的自由經濟沒有抵觸。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不等於甚麼也不做，最重要的是利用政策維護原有的公平競爭，使自由經濟繼續運作。所干預的不是自由經濟本身，而是破壞自由經濟的一些變數，例如全球化之下的壟斷、突發的金融風暴等。「政府不能干預市場」這種迷思，是全球包括香港和美國政府所面對的困局，他們應重新參考佛老所指的自由經濟該具備的條件。

以往香港是全球公認最自由的經濟體，常被形容為一隻「會生金蛋的雞」，如果捨自由經濟而改以福利主導，等同殺雞取卵，影響的不止這一代香港人，更影響下一代人的生活和經濟模式。

工會和社會學學者支持福利接濟還情有可原，但自命為香港下一代爭取利益的政客和政府，應該無論如何要保住自由經濟這隻「會生金蛋的雞」，才算為下一代盡了社會責任。這是個即使一人一票也解決不了的問題，除非這一代人願意為下一代的利益而暫時捨棄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