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與香港的經濟轉型

英國歴史學家房龍對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有這樣的分析：「人們以為這次大革命是來自一群巴黎貧民所為，但事實卻不然。雖然貧民的確全面參與，但中產的專業人士才是真正的起事者。」目前歐美學者亦廣泛認同以上觀點。

十八世紀的法國以農立國，但稅務只靠中產和富農繳納，皇室、貴族和教庭人員一律免稅。大革命起事前十三年，即一七七六年前後，法國的債務高達四十億法郎，國王路易十六雖然傭碌，亦意識到經濟問題引起的管治危機，並切換了有「理論教授」之稱的首席財政大臣蒂爾戈(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而委任講求實制的生意人內克爾(Neckor)，但內克爾後來的財政策略偏重節儉，觸及皇室日常的奢華用度，在一七八一年被解職。路易十六繼而委任卡洛納(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為財政大臣，卡洛納既不願因開徵稅收而開罪貴族和教庭，又要立時解決財困，於是借新債還舊債，在短短三年內，國債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八億，令法國涉臨破產邊緣。

背負重稅的中產及富農於是紛紛發起遊行和抗議，並拒絕交稅。法國政府為了解決危機，出人意表地推行了一項措施，就是放寬了出版審查制度，一時間印刷業興旺起來，巴黎股市暴升了30%，卻同時形成社會上互相譴責的氣氛，市場亦更趨政治化，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卻依然未獲解決，最終引發一場以血腥暴力結束的大革命。

無論政治或經濟，都講求「時機」，假如制訂和施行政策的效率太慢，便失卻「時機」。房龍指出路易十六政府就是因為在決策和推行政策方面失了先機，變得十分被動，「人們要求A時，他拒絕；到他發現不得不給予A時，人們已不止要求A，而是要A加B了。」如是這般，路易十六一次又一次失去「時機」，終於被推上斷頭台。

雖然現時香港引發「大革命」的機會甚微，但過往七年，本港在經濟和管治上或多或少曾經歴類似路易十六時期的危機，原因同樣在於沒有完善的經濟政策，在中央和內地的經濟支持下，問題雖免於惡化，卻是所謂「長貧難顧」。據今年政府統計，貧窮人口超過一百萬，連同破產、進行債務重組人士及其家人總數則約二百萬。

政府經常提出近年賣地收入減少，經濟停滯，以致必須擴濶稅基，增加收入。然而一個很基本的經濟原則卻被忽略，就是香港並沒有外債，而「滅赤」亦不一定急於增加收入，關鍵是必須控制經濟增長與財赤增長率的此例，只要經濟增長速度比財赤增長快，政府收入自會增加，在若干年後，財赤會自然消失。美國政府在九十年代便以此方法成功解決國債和財赤問題。單用增加稅收來滅赤則是既無效又欠冷靜的做法。

刺激經濟增長方面，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下，本港轉型為「知識型經濟」是必然的規律。本港從六十年代的工業和航運，成功轉型至後來的金融和地產業，商界當年表現了相當的適應力。由於「知識型經濟」需要脫離簡單手作，進行「幾何級」的提升，人口的知識水平變得相當重要，但本港人口分佈卻不利於「知識型經濟」。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發現，本港有一百二十萬人士的教育程度在初中或以下，成為長遠「知識型經濟」的一大障礙。

本港有學者指出應循人口政策解決問題，其實經濟政策與人口政策必須配合。因此政府應一方面解決教育程度較低人士的就業問題，亦同時發展「知識型行業」，鼓勵海外回流而具有國際視野和一技之長的各行業年輕一代、高科技專業人員及本地創意工業人士等，開拓「知識型經濟」。政府不但不應向這批中產加重稅，還應盡量給予税務優惠，鼓勵他們創業。若在教育政策方面獲得配合，可將新一代的學歷知識距離拉近，在未來十至二十年把他們帶進「知識型經濟」。

以法國當年開放印刷業為例，一個行業的興旺足以造就股市颷升，目前本港若能把握時機，經濟好轉便不成問題。相反地，如果政府在經濟轉型上缺乏承擔和管治能力，只在稅務和開支方面令中產百上加斤，將使經濟進一步惡化，令本港更接近十八世紀法國所面臨的經濟危機。



「法國大革命與香港經濟轉型」, 2006-08-23, 信報財經新聞, P11, 時事評論, 盧穎筠

唐人街的銷售稅

自從政府提出開徵銷售稅後，各界有不同的反應。在外國徵收銷售稅的例子中，香港尤其應該參考美國和加拿大的銷售稅及對其經濟的影響，因為北美的華裔及香港移民人口龐大，他們的銷費模式和「消費文化」與香港市民極之相似，而加拿大開徵銷售稅的經驗亦值得參考。

加拿大東岸的大多倫多市約有三十多萬華裔人口，而温哥華則有二十多萬華人，他們的消費能力較其他族裔強。當地的銷售稅自一九九一年推出以來，華人社區便形成了一個很獨特的消費模式，華人店鋪多願意與顧客用現金交易，顧客因此可以逃避銷售稅，而這些店鋪的規模多為中小型，他們的現金營業額是政府難以計算或質疑的。由於銷售稅領顧客減少使用信用卡，而轉用現金交易，以致連帶影響銀行業務。


另一方面，加國的大型連鎖店或超級市場因為交收嚴謹，所以不能逃避銷售稅，而小型店鋪即使售賣同一款產品，例如汽水或薯片，因為可用現金交易以逃避銷售稅，其價格經常低於連鎖店，顧客亦寧願光顧小店鋪。香港的情況亦會類同，而且對小店鋪的發展造成限制，對整體經濟不利。

在加拿大的唐人街和各華人社區內，顧客無論買衣服、日用品、往酒樓食肆，以至租借影碟，都盡量使用現金，因為老闆會精明地免收他們的銷售稅，而其他族裔社區亦有類似情況。這樣的一個地下經濟體系已運作了多年，店鋪在這方面尤其「靈活」，而消費者亦堅持應該精打細算。根據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的統計顯示，加國自開徵銷售稅以來，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地下經濟體系，佔總經濟的百份之六。

自從加國開徵銷售税以來，加國人多到美國購物，包括一向精明消費的華人，他們刻意避免在加國本地購物，留待週末才到美國大量選購，因為美國各州多不設銷售税。假如香港若開徵銷售税，港人必定加倍北上購物，比較富裕的會到東南亞其他國家甚至歐美購物，屆時銷售税的收入將比預期為少，固然解決不了政府的財困，其一百億行政費更難以交代。

為甚麽加國政府當年要開徵銷售稅？原因和香港差不多，九十年代初，加國政府希望以開徵銷售稅來增加收入。但加國和香港有一個明顯的分別，就是加國一向採取的經濟政策稱為「零通脹」政策 (Zero Inflation Policy) ，其要旨是不鼓勵經濟增長，最好讓其長期保持在「零」，以免通貨彭脹帶來經濟上的不穩定，所以開徵銷售稅與加國的經濟政策方向是一致的。

除非香港不鼓勵經濟增長，亦奉行「零通脹」政策，否則開徵銷售稅與政府對未來的經濟展望並不一致。目前香港政府並沒有明顯的經濟政策，一向以自由經濟和「不干與」為大前提，同時依靠內地的經濟發展帶動，與加國的情況有很大分別。同時加國有完善的社會福利網保障低下階層，令他們在重稅下不受影響，而香港則沒有。

另外，美國經濟一向依靠出口，加國經濟則依靠美國。但每當美國與他國發生戰事時，尤其是長期戰爭，美國經濟會因種種因素而出現衰退。據多倫多大學的經濟學者歷年分析，由於加國的外交政策一般不追隨美國，經濟不受嚴重戰事影響，所以其經濟在該時期會相對強勁，最明顯的例子是越戰期間，美國經濟衰退，而加國經濟向好，形成明顯的對冲關係。由於此現象經常出現，美國便指加國雖為盟友，但只會「搭順風車」或「靠黐」(freerider)。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與美加情況完全不同，即使香港經濟猶像「搭內地順風車」，但兩地屬同一國家，其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均以互相配合來同時獲益，而非像美加一般互相對冲。香港亦未必有能力如加國般承受開徵銷售税的後果。

九十年代為加拿大總理的麥朗尼，正因為開徵銷售稅而鬧得民怨沸騰，九三年其所屬的保守黨切換黨魁和總理，麥朗尼下台，由甘寶 (Kim Campbell) 繼位，數月後加國總理大選，甘寶落敗，保守黨在國會的議席由擁有一百多席變成只得兩席，全因開徵銷售稅而起。至目前為止，加國各政黨每到大選前，都以「取消銷售稅」為爭取選票的籌碼。香港應以此為鑑。



「唐人街的銷售稅」, 2006-8-2, 信報財經新聞, P23, 時事評論, 盧穎筠

展望中日經濟關係

假如二十世紀的國際紛爭是以「理想」主導，則廿一世紀的紛爭明顯是「經濟」主導。中國近年經濟急促發展，日本則正值經濟衰退，人口老化。此現象透示了中日外交風波的玄機。

經濟問題本來應以經濟方法解決。目前美國正面臨中國及亞洲經濟一體化造成的競爭，日本則藉此與美結成戰略伙伴，用以抗衡亞洲發展對日本經濟帶來的衝擊，並意圖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之常任理事國，以政治手受解決當前的經濟困局。

中國自七十年代末對外開放以來，外交政策上傾向於國際主義，同時致力拓展「自由貿易區」。所謂自由貿易，就是透過工商貿易交往，令貨物自由往來兩地，價格因而更廉宜，生產地的就業和投資發展則更趨活躍。

由於中國國家面積廣濶，以「自由貿易」(Free Trade) 方式，更能有效發展經濟，落後地區自然形成「自由貿易」所需的勞工市場，大城市地區則成為投資市場，兩大互動區域以外，甚致有足夠市場容納鄰國的生產線，如東盟國家等。由於以上原因，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與亞洲多國方向一至，亦因此能獲東盟支持，在短短數年內，簽訂「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 (CAFTA)。

另一方面，日本是個島國，地少人多，而多年來一直堅持以保護主義 (Protectionism) 面對亞洲經濟發展，亦認為自由貿易帶來的價格下降，會造成競爭，對地少並缺乏資源的日本來說是不利的，而且薪金高和生產成本高會令日本貨失去競爭力。

有統計指出，至今日本仍然拒絕開放農業市場，主要食品的進口關稅高達200-900%，令東盟多國無從入手。東南亞金融風暴後，日本是首先撤走資金的國家，又任由日元貶值，以擴大出口，令金融市場再次震盪，妄顧東亞經濟大局。

亞洲貧困地區較多，人們並非在薪金高低之中選擇，而在饑餓與飯碗中爭扎，因此自由貿易可解燃眉之急，對他們有利。而西方國家部份人士則反對經濟一體化，因他們在另一層次，著眼於薪金之高低，公平與剝削。

在中國市場開放以前，亞洲市場發展尚未或熟，沒有國家具足夠條件與日本競爭。然而時移勢逆，中國近年的經濟發展有相當成績，其龐大的市場和發展方向亦與亞洲多國利益一致，合作設立自由貿易區是必然的結果。日本用多年的保守政策面對亞洲經濟結構性轉變，若基於本國利益而強求在經濟上保持亞洲第一，是不切實制的設想。

目前很多亞洲國家都對日本有著同一疑問 ─ 為甚麼日本在上世紀對亞洲各國進行侵略，又在戰後奉行保護主義，佔區內經濟首位長達五、六十年，現在有別國經濟起飛而取代其首位，日本就不能容忍？

在多個示威中，均有民眾高叫「抵制日貨」。但從經濟角度分析，以商業策略向日本的工業、電子產品甚致化裝品進行質量與價格的競爭，長遠來說比「抵制日貨」更能收效。

另外，日本的外交態度和文化一向以「曖昧」見稱，但在經濟政策上則由始至終毫不曖昧，以極度利己的方式奉行保護主義，最近更企圖借成為常任理事國，影響國際之經濟政策。日本目前有兩個選擇，一是順應時勢，溶入亞洲經濟成為其中一員，而停止強求在亞洲保持經濟第一的地位。二是與亞洲經濟利益劃分界線，完全代表美國在區內的利益。中國與亞洲各國自然對日本的做法表示反對，因為這對亞洲經濟發展是一個障礙，亦是潛在危機。

如此一來，連串反日示威將難免在亞洲繼續出現。雖然綜合社報導「咖啡俱樂部」等一百一十六個國家剛達成協議，反對增加常任理事國的數目，令日本不能在今年擠身此位，但亞洲各國應該了解到，聯合國不一定有能力阻止戰爭。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在大舉侵略亞洲前夕，就斷然退出國家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聯合國前身)，以便不受牽制。

如目前局面繼續疆持，亞洲各國在不得己之下，要確保國防和經濟利益，有可能對日本形成「圍困政策」。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曾用「圍困政策」阻止戰敗的德國在經濟和軍事上擴張，但納粹狂人希特拉則趁此期間，在尋找出路的德國民眾手上取得權位，引發二次大戰。

假如當日歐洲各國在一次大戰後，對德國國民進行針對戰爭罪行的教育，也許歷史可以改寫。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日本全國上下仍未作出任何戰後反省及教育下一代，鄰國當然視之為嚴重安全威脅，並致力用各種方式與之抗，以保和平。


「展望中日經濟關係」, 2005-4-20, 信報財經新聞, 國際評論, 盧穎筠

爭奪烏克蘭

日前烏克蘭反對派領袖尤先科懷疑被人在食物裡落下毒，其體內的二噁英（dioxin）含量比正常超出一千倍，令他臉部長滿大瘡，肝臟亦出現問題。事件引起國際關注。尤先科今年9月份大選前病倒，臉色變灰，並留下瘡疤，與他病倒前五官端正的臉孔判若兩人。烏克蘭將於十二月二十六日舉行總統大選重選，尤先科屆時亦將再與總理阿努科維奇爭奪總統之位。

對很多人來說，俄羅斯與多個鄰近小國的關係，無論在蘇聯解體前或解體後，都像迷一樣神秘而衝突頻生，獨立和改革之聲此起彼落。從政治和歷史角度分析，整個局勢自十四世紀中，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是有因有果的。

在地理上，烏克蘭位於俄羅斯與北歐芬蘭及德國之間，是俄羅斯面對西方的大前門，亦是其最後一道天然屏障。烏克蘭是前蘇聯的軍事基地和重鎮，因此不論在冷戰時期還是現在、作為戰略或國防，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亦一直為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在歷史上，斯拉夫人自公元九世紀便開始受西方基督教影響，並建立起一個以基輔(Kiev)為中心的斯拉夫王國，亦即現時的烏克蘭首都。從地理上來說，基輔與黑海非常接近，斯拉夫人因此深受當時的拜占庭帝國及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藝術影響，但亦帶有更強烈的東方特色。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入侵，斯拉夫人開始轉以莫斯科為發展中心，該地區亦順理成章成為俄羅斯的影響範圍。

已故美國歷史學家房龍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的研究顯示，直至一五九零年代，俄羅斯仍然是一個面積龐大而貧窮的國家。在西方眼中，俄國是一個充滿文盲、村落，而且深受斯垃夫、北歐、拜占庭和韃靼影響的地方，更被認為是一個西方世界難以理解的奇怪政治混合體。在西方人看來，它以國家利益為大前題，其國民則為推動國家利益的工具，因此地區早在十六世紀末已種下不穩定因素。

由於多世紀以來所受的壓逼及缺乏安全感，亦由於斯拉夫人的文化，俄羅斯政治改革不單在共產時期，在更早的歷史年代一向亦是血漬斑斑、觸目驚心的。

十五世紀中葉，俄國在脫離韃靼人的統治後，依然是一片既貧瘠又荒凉的土地，大部份國民為目不識丁的農民。俄國歷史上著名的暴君伊凡雷帝 (Ivan the Terrible) 和一半韃靼血統、一半斯拉夫血統的沙皇鮑里斯哥特諾 (Boris Godunow) 都曾嘗試大興土木，意圖令俄國強大起來，效果卻未見顯著。

直到十七世紀末，彼得大帝在位後終於決意進行翻天覆地的改革，並建立大量學校。固然他在改革的過程上遇上不少阻力，包括一六九八年克里姆林宮的騎兵近衛隊政變事件，他在穩定局面後，將發動政變的最高官員處死並碎屍萬段，亦誅殺了參與政變的一千多人。然而，勞民傷財的改革直到十八世紀初，終於令俄國成為被歐洲四大強國所認可的新勢力，合稱歐洲五大強國。

同樣地，目前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強硬政策和他對親俄羅斯候選人阿努科維奇的支持，顯示出他在烏克蘭問題的強硬立場。今期《經濟學人》雜誌中，普京更被描繪成一個有獨裁傾向的統治者，並以強硬手段壓制新聞自由及迫害異己，例如令反對他改革的石油商瑯璫入獄。

俄羅斯教授兼哈佛學者高文 (Marshall I. Goldman)在最新論文上則指九零年代過急的國企改革令俄羅斯經濟失去平衡，而石油商事件正好反映九零年代急速改革政策的失誤。雖然普京現時嘗試撥亂反正，但他的手法亦過於強硬。然而至少他明確地表示歡迎烏克蘭加入歐盟，因為這有助區內經濟發展，但卻反對北約(NATO)邀請烏克蘭加盟，因北約濃重的軍事性質，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可造成一定的威脅。

西方國家尤其是歷史短暫的美國，對此卻不甚理解，往往對以強硬手段為基礎的改革感到恐懼，亦因此希望利用俄羅斯的「大前門」烏克蘭對俄作出一定程度的牽制。

美國主流學者和政客一般都不認為悠久的歷史文化會令同種族社群形成類似的作風，例如斯拉夫人就是以強悍激烈的行事作風而見稱。美國政客多相信這是制度問題，與種族個性無關，他們認為文化問題假以時日便可改變。

更甚者是由於政治和經濟上的切身利益，乾脆對這些民族「特徵」視而不見，此做法其實相當危險，其弊處已於多次事件如索馬里、科索沃、伊拉克之戰中清晰可見。據了解，在今次烏克蘭大選過程中，亦出現中央情報局常用的「派錢」手法，如公眾参加遊行，便可獲十元津貼。

在種種的歷史原因和政治現實下，烏克蘭身處俄羅斯和西方之間，自然要成為爭奪的目標。烏克蘭之爭，一方面是為政治和經濟上的切身利益；亦同時出於對斯拉夫族文化的不了解和不認同。在利益尤關的情況下，雙方實在無法冷靜而超然地處理箇中紛爭。對俄羅斯來說，這場爭奪更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國防價值，其結果將成為東歐勢力平衡的關鍵，雙方亦明白勝負的代價將會很大。


「爭奪烏克蘭」, 2004-12-17, 信報財經新聞, P14, 國際評論, 盧穎筠

馬英九與兩岸風波

馬英九被拒來港簽証一事，令海峽兩岸一波未平，一波一起。陳水扁控制的行政院更借機要求香港政府解釋拒絕簽証的原因，冒求令事件雪上加霜，使人以為海峽兩岸關係疏離。

泛藍陣營在立委選舉中勝出後，連戰似乎已向馬英九「交棒」。在「接棒」後不足一個月，馬英九便籌劃到訪香港，這是對統一作出的友善姿態，亦顯示他將兩岸問題放在首位。其實以馬英九的多年外交經驗和技巧，照理不會在到訪香港時批評全國人大所立之法例。

對於馬英九被拒入境簽証，有猜測為北京領導人不滿其較早前批評「反分裂法」的言論，亦有猜測是香港政府自行決定的結果。無論是哪一種原因，作為一個「兩岸的好朋友」與及在台具相當影響力的政治人物，都不適宜「明拒」，只宜暫時「婉拒」。而拒絕入境簽証則是「明拒」。

馬英九擬來訪的時期正值是國台辦主任陳雲林赴美溝通「反分裂法」之時，北京方面不能不防範節外生枝，包括國際間的看法和台獨分子可能惹起的爭端。何況日後若有個別台灣政客也批評法例，也要來港活動，便會造成一個不良的先例，難以完場。因此暫時不宜安排馬英九到訪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中國悠久的政治歷史上，包括不同朝代的最高領導人，都深諳不言而喻、一說便俗的道理。因此在馬英九被拒來訪一事上，即使原因來自北京，其有可能表示「他現時不宜出現」，而不會詳細指示「拒絕入境」。

須知道在外交上，「拒絕入境」是非常嚴重和不友善的對待方式，一般只用於對國家不利和極不受歡迎的人物。假如被拒入境的是陳水扁、李登輝，或日本右翼份子，便極為恰當，但用作拒絕「兩岸的好朋友」馬英九則極為不宜。

據了解，當局曾透過一些兩岸的「友人」向馬英九傳達「暫時未能安排」的訊息。政治和外交向來都只可意會，不可言全的。也許主辦機構的人事已超出了處事當局的控制範圍，否則可先與主辦機構作直接或婉轉的溝通，以「演講細節安排有變」為理由，低調地押後活動。在關乎國家大事上，任何一方均有責任盡力協調。事件出現這種情況，顯示了處事者尚欠政治觸覺，而香港政府亦未有足夠的行政主導和技巧去應付外交及國家級事務。

如今事件既已發生，為平息揣測和爭議，亦為免事件繼續被利用，當局應盡快邀請馬英九在短期內，於更合適的時間，來港参加另一項比先前更大型的文化活動，高調地讓他堂堂正正再度訪港。

在本港還未意識到自身的價值時，馬英九已巧妙地認識到香港這地點的特殊之處，是其作為海峽之間「橋樑」的不二之選。他亦顯然早已了解到透過香港開展兩地文化和經濟的交流，是最不損一兵一卒的「和平統一」。

對馬英九來說，無論海峽兩岸和對內對外，未來三年都是考驗其政治實力的時刻。古今中外歷史上和近代被公認成功的政治人物，除了目標清晰和處事果斷外，最重要的是不能迂腐。也許馬英九可以前人為鑑，在未來變幻莫測的政治氣候中靈活變通。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之登帝位，又如二次大戰時期，英國首相邱吉爾為免誤了整體大局，亦會偶然收起德軍將要偷襲的情報。

在台灣馬英九的民望向來高企，其政治明星魅力將助他取得廣泛的民眾支持，反而駕御黨內外形勢便相對複雜得多，因此他要順利當選下屆總统，則必定要憑實力，而非魅力。他最大的挑戰，是要妥善處理泛藍陣營的利益分配，並獲得宋楚瑜和王金平兩大對手的認同，才可穩坐泛藍「盟主」的寶座，否則未到下屆大選，藍營已出現一貫的內訌，而被台獨分子有機可乘。

對陳水扁與綠營來說，未來三年亦是最關鍵的時刻，因為過往李登輝用了不少時間和手段培植台獨分子，協助陳水扁當選。在李的台獨企圖被揭穿而脫離國民黨後，影響力便大不如前，加上綠營的普遍知識和教育水平等因素，除了陳水扁外則後繼無人。美國亦已表態不支持台獨。因此在面對海峽兩岸和國際社會的內外夾擊之下，三年後陳水扁的卸任，將成為「台獨」時間表上的死線。

綠營在既無政治明星，又無民意支持「急獨」的情況下，只可利用僅餘的三年加速「台獨」。李登輝的赴日，便是一種明顯的姿態，相信未來還有更層出不窮的手段。

另一方面，北京現已草擬「反分裂法」，表明了必須統一和必要時使用軍事手段的強硬立場。這足見北京已看出綠營的「急獨」是勢在必行了，因此亦對症下藥，並以武力统一為「底線」。能定出如此底線，顯示中國在國際上已有相當實力和自信。

「統一」既是北京和台北的共同願望，卻因為歷史的原因，雙方即使有心亦不能明言，兩岸只有用默契和政治智慧去完成艱巨的歷史使命。



「馬英九與兩岸風波」, 2005-1-10, 信報財經新聞, P25, 國際評論, 盧穎筠

從國際法談「台獨」

最近有本港議員出席「台獨」活動，惹起牽然大波，被受爭議。「台獨」牽涉到亞洲勢力平衡，與及政治對經濟的影響，也是國際上的法治問題。作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人，也可以從國際角度了解「台獨」問題。

一個地區要求「獨立」，必須分兩個層面探討，包括該地區所屬國家的憲法，與及國際法。這裡主要就國際法層面討論。國際法對「獨立」已有所界定，要求一方必須証明其「獨立」是合法的及合符事實的。另外亦需要充份的原因支持其「獨立」。

國際法源於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 。自二十世紀初開始，世界各國真正意識到戰爭的可怕，於是致力尋求和平，並由各國組成國家聯盟，簡稱「國聯」(League of Nations) ，即聯合國的前身，亦根據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開始履行近代早期的國際法。

在國際法裡，一個國家內的某地區想「分裂」(Secession) 或「獨立」出去，都必須依照國際法而行。而為了避免野心政客或狂人借此擴張勢力，國際社會近年來已絕少認同或支持某地區從其國家中「獨立」出去，除非有足夠理據証明該地區相當數目的群體或某種族受到政權屠殺和迫害、受軍事侵略、殖民地要求獨立，或無法在國家內獲得地區自治。而台灣的情況並未符合以上任何一項。

根據英國劍橋大學國際法學者卡羅福 (James Crawford) 分析，自一九四九年後，獲國際承認獨立的地區幾乎絕無僅有，美國加州大學國際關係著名學者史畢高 (Steven L. Spiegel) 亦有同樣結論。其實數十年來不繼有地區要求脱離國家獨立，但都不被認可，近年只有東渧文獲承認獨立，原因是她被軍事侵略，其獨立實際上是復國。

在二次大戰後，美國及歐洲各國就戰爭及種族問題所引起的紛爭作了詳細討論，總結出戰爭的源頭就是狹隘的「種族主義」，而鼓吹「自決」和「分裂」者，也是破壞和平及世界秩序的罪魁禍首。因此現時國際法並不認同單憑「種族」因素而容許「自決」。

現時世界各地鼓吹「獨立」者，多以「種族」為基礎，要求以「種族自決」，例如庫爾德族、西藏、台灣等。所謂「由當地人自己決定」或稱「自決」的概念，應追索到二十世紀初。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原先帶出的概念為「自行管治」(Self-determination)，是「自治」，而非「自決」。此概念近數十年已被「種族主義」者濫用為「獨立」的理由。

另外，歐美國家及聯合國普遍認為，一個地方如果獨立出來，其所屬國家地區內的勢力便會重新分佈，造成政局不穩定，甚至與鄰近國家引起疆土糾紛，影響世界各國的投資及經濟發展。

根據國際關係中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中國和日本是亞洲區內兩個平衡勢力的支柱，而「台獨」不但會影響兩國的關係和勢力平衡，還會令北韓問題增加複雜因素。因此，國際一直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以避免破壞亞太區內的政局平衡。

國際社會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一個地方一旦獨立，該政府便有權利購買軍火武器，而野心政客或軍事狂人亦將有機可乘，製造戰事、屠殺或排斥國內的「非我族類」。在「台獨」方面，亦不排除會有同樣情況出現。

另外，國際不認同獨立或分離的另一個考慮是人權及國內權力平衡的問題。允許當地人分離出去事實上亦解決不了問題，因該地方仍住有不同人種或藉貫者，排斥問題甚至比原來更嚴重，只是被排斥對象轉換了。本來是「大多數」的群體，在地方獨立後將成為被排斥的「少數族裔」，其人權亦將受到踐踏。例如假設車臣獨立，其國內的俄羅斯人立即成為「少數族裔」，排斥和迫害便會隨之而來。若在台灣，「台獨」亦可能會令非台灣本土藉居民在公民權利上受到嚴重歧視或排斥。

在探討「獨立」的合法性方面，加拿大魁北克省算是最近期的例子。魁省的法裔人士在一九九六年就「獨立」進行全省公眾投票，最終僅以兩個百分點之差落敗。加國政府要求最高法院就「投票公決」和魁省「能不能自行宣佈獨立」作出裁決。法院最終判「魁省獨立」無論在國際法或國家憲法上都不符合條件，因此無權自行宣佈獨立。

另一方面，法院亦裁定「公眾投票」有法律效力，但投票必須讓全加拿大國民參與，而非只在一省進行。假如引申到「台獨」問題上，即必須由全國人一同參與投票公決，才有法律效力。但鑒於中國領土主權問題，兩岸將需要界定何謂「全國人」。然而李登輝當年修改憲法及廢台灣省時並沒有經過全民投票，所以其合法性理應受到質疑。

目前世界各地仍有多個地方正在要求獨立，但連在南斯拉夫受種族屠殺的亞爾巴尼亞人也不獲通過，事件最後仍是以政治解決。可見「台獨」更加不用指望。更何況「台獨」在國際法和國家憲法上都不能成立，其獨立亦會為鄰近地區帶來負面影響，所以此舉在國際上幾乎全無支持。


「從國際法談『台獨』」, 2003-9-10, 信報財經新聞, P13, 時事評論, 盧穎筠